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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“晒工牌的人”离开大厂
发布日期:2022-06-23 13:10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6月初的一个傍晚,阿周离开了他本来愿意为之拼命的公司。三年前,他入职时带着满腔的热血与激情,三年后,他离开时,带走了一身病。

  “这几年身体损耗的特别严重”,阿周说,过去一年,他重了十几斤,免疫力也在下降,“可能是总熬夜熬的”。进入这家中型互联网公司仅一年,阿周就升了职,第二年继续升职,薪水翻了一倍,他本来以为可以继续有声有色的干下去。

  从今年一季度开始,许多互联网公司的情况只能用急转直下来形容,人员优化接踵而至,就连阿里腾讯这些大公司也没能幸免。

  更关键的是,被裁掉或者是被协商离开的人中,有许多都是互联网公司的元老级员工,一位负责人力业务的高管告诉《财经天下》周刊,他最近发现了不少意想不到的简历,“今年之前,这些简历从来没有出来流动过。”

  社交网络上,一位字节跳动的实习生前一天还在晒复工的大礼包,看得出还是“骄傲”的语气,才没过几天,她的下一条小红书说的却是,“字节…空了”,配图是空荡荡的工位。只需要一个临时会议,一通电话,就有一大片人被告知,要“毕业”了。

  还没有离职的酥白无法理解, 互联网怎么内卷成了这个样子?“每一天我都觉得我干不到下班了。”酥白说,“已经随时准备好离开了。”

  《财经天下》周刊发现,今年很多人选择回归传统行业,或是投身新浪潮,也有受访者表示,“先在家带两年娃,等行业景气了再看”。当大厂人离开大厂后,何处会是他们的容身之所?这可能会是未来两年众多互联网从业者都将面对的人生命题。

  入职腾讯五年,Wendy在今年春节之前主动离职,转身投入了金融行业,到一家券商公司做线上业务。Wendy刚走时,互联网行业已有裁员潮迹象,但都没有今年一季度这样迅猛,那时市面上求职和转行的互联网人还不多,“算是躲过了这一轮调整,没有真正被波及。”

  在腾讯这么多年,Wendy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记忆。据Wendy描述,五年以来,她几乎没有在晚上9点前下过班,有时甚至会熬到十一点。“你回家之后就洗洗睡了,第二天早上八九点起床,再加上通勤时间,完全没有个人生活。”

  这种程度的工作压力,已经让Wendy觉得自己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,压力大、会焦虑、感觉不到快乐。除了自己,Wendy身边的同事也都有一些躁郁倾向,就连到周末也没有办法疏解,办公室里动不动就有人哭出来。

  去年下半年开始,腾讯内部开始传出平台与内容事业群(PCG)可能进行大面积人员缩减的消息。Wendy感觉情况越来越不妙了,干脆趁此机会离开。

  有人出于主动求变,有人则是被行业裁员逼退,但逃离互联网,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选择。

  今年3月,刘一然正赶上小米裁员,拿到补偿之后,她选择彻底告别互联网行业。在小米工作时,刘一然觉得至少有两年没有过特别清醒的状态,“每天都很晚下班,每天都要开会,周而复始,一直处于恶性循环当中。”

  刘一然说,她所在的算是小米内部最卷的部门之一,加班是常态,高压期要到下半夜才能回家。“小米内部很流行一个说法,说小米员工都是猴,小米公司就是猴山,老板就是猴王,其实就是调侃小米待遇不好还很卷。”刘一然略显无奈的调侃道。

  和刘一然一样的还有Alina,她之前是一家互联网企业的项目总监,因为所在的业务收缩,整个团队都被裁掉了,她也就顺势离开了,因为“实在是太累了,整个人状态都不是特别好”。

  据Alina描述,她的直系领导是一个非常卷的人,团队经常加班到十二点,“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得干到凌晨一两点”。2017年刚进入互联网行业的时候,因为能够吃到短视频发展的红利,Alina还觉得这种加班是有意义的,但是随着红利消失,“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消耗的状态,消耗自己的身体、消耗陪伴家人的大量时间。”

  Alina当时本来想着,趁着互联网人还没有大面积出逃,赶紧出来看看其他行业,结果刚离职就赶上了行业大裁员。休息一段时间后,Alina感觉自己看开了,不再急于求职,“没有合适的就带两年娃再说,前两年互联网赚的钱够撑两年的了。”

  加班、内卷、内耗,成为很多人离开前对互联网行业留下的最终印象,这种伤害久久难以治愈,当初Wendy在腾讯时,只要一看见群消息就陷入烦躁,更有采访对象表示,至今无法直视微信出现未读消息,每次看见消息提醒都会一激灵。

  “以前使用的办公软件,如果没有及时回消息,就会被加急,App内会不断提醒,还会发短信或者通过机器人打电话来提醒。”来互联网之后,这名采访对象至今不敢错过一条微信消息。

  阿周说,他一点也没有觉得不甘心,甚至有某种快感,“互联网,不值得”。刘一然说的更加直白,“反正在互联网真的赚不到钱了”。

  许多大厂人曾经抱着年包百万的梦冲进了行业,进来一看,月薪一万,扣掉五险一金和日常开销,每个月花个精光。

  大小周取消、期权缩水、上市折戟,过去一年多,互联网人眼见着拿到手的钱一天比一天少。

  更何况还有一些年包本来就不高的人,“很多运营、销售,一个月真的攒不下多少钱,等到三十五岁的时候被解雇,大厂光环,最后留给你的其实什么都没有。”刘一然表示。

  Alina倒是吃到了最后一波红利。2017年加入行业做短视频业务,正好赶上短视频爆发,五年时间直接升到了总监级。但是最近一两年来,她明显感觉红利消退,“行业格局稳固以后,投入产出越来越不成正比,不管是职级、收入还是个人能力,成长空间都不大了。”

  Alina干脆考虑转行,对于以后的职业规划,她自认明智地划掉了互联网,甚至只会考虑离家10公里以内,朝九晚五有双休的工作。

  更多的基层互联网人,可能连尾声的红利都没有吃到,“真正吃到互联网红利的人,可能要往前十年到五年,在上一轮北京房价上涨潮之前。”Wendy对《财经天下》周刊感慨。

  其实所谓互联网的光鲜,从来就仅限于少数,多名离开互联网大厂的受访者表示,自己所在的岗位属于“钱不多,但累够呛”。

  “很多像我们这样base不在北京的字节人,其实根本没有想象的光鲜,薪资也不高。”一名前字节员工对《财经天下》周刊表示。前不久她在小红书发布自己离开待了6年的字节,很多人留言“岂不是财富自由,期权拿到飞起”,但是据她描述,自己从来没拿到过任何期权。

  刘一然全家人都是米粉,一家人买了不少小米的产品,后来她跳槽到小米,父母都以她为荣,觉得她很有出息,她原本也以为,作为理想中的企业,“起码获得的成长一定能超越自己的付出”。

  但就是一件小事,彻底打破了刘一然的幻想,也坚定了她离开这个行业的决心。今年春节之前,刘一然的领导找她谈话,现在经营有压力,公司还发了两个月的年终奖,她应该“学会感恩”,这时她才发现,“原来你曾经最向往的企业,也不过如此”。

  离开互联网之后,回过头来看,Wendy发现很多年轻人依旧会以进入大厂为荣,会兴高采烈地在社交平台分享“我进入大厂了”这件事,然后以过来人的身份教大家大厂的攻略、面试技巧。

  “其实他是以一个成功者的身份在分享自己的喜悦,但我们这些离开的人看完之后心里都会很冷漠,只会感慨又一个人进坑了。”Wendy感慨,从她身边的情况来看,进入大厂才只是考验的第一步,“大厂是不养闲人的,这几年进入大厂之后能发展得好的人凤毛麟角。”

  一名互联网人力高管告诉《财经天下》周刊,仅从择业上来说,互联网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很好的机遇,“年轻人还是得选择成长性高的地方,互联网基本没有高成长的领域了,现在尚存想象力的可能只剩下造车、AI等少部分赛道,web3与NFT还有待规范落地。”

  当互联网被追捧到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,从大厂出来,很多人都难以接受薪资、职级等方面的落差。行业大规模裁员和锁HC,更会让一些人开始怀疑自我价值。

  从小米离职后,刘一然也看过一些互联网的机会,却发现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难找,要么工资特别低,要么岗位非常旧,“同样的岗位和HR信息都快要翻烂了”。

  刘一然记得,2018年刚毕业时,市场可比现在要好得多,当时虽然只是以一个应届生的身份在找工作,但是互联网大厂能给到的薪资福利反而要比现在更好。

  前述互联网公司的人力高管告诉《财经天下》周刊,今年收到的简历比以往都多,“你会发现,很多大厂真正核心的人都出来了,这些人的简历以前在市场上那都是看不到的。”与此对应的是,该厂商今年的招聘规模也收缩了,“很多岗位都停了,春招也比往年结束要早”。

  据该高管提到,他们在招的“行政助理”岗,以前学历稍好的基本都不会考虑,但是今年投递的人还挺多,“就连海归的同学也愿意来聊。”

  互联网就业行情艰难,一度让刘一然感觉自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,“大概只能去当服务员”,刚毕业四年的她,现在不过26岁,距离传说中的35岁门槛还有将近十年。

  “三十多岁的女性,如果没有进入体制内的话,还能找什么工作呢?我也不会收拾家务,不能当月嫂,去当柜姐的话,人家可能还会嫌我不够年轻。”刘一然对《财经天下》周刊分析。说这话的她,学历并不差,是一所还不错的一本院校毕业生。

  在刘一然看来,这一代互联网人,如果错过了35岁之前考公的窗口期,又没能混到一定的职级,“真的会找不着工作。”甚至有不少互联网行业的人会调侃,35岁以后只能去美团、滴滴和阿里上班,言外之意是去送外卖、开网约车和送快递。

  刚想离开互联网的时候,Wendy也一直在考虑回归传统行业,但是出来看一圈发现,传统行业能够提供的岗位非常少,而且很多偏制造业的岗位待遇都不高。从互联网行业出来的人,习惯了高薪、高福利,往往难以接受传统行业的薪资。

  刘一然最终选择投身自己一直关注的Web3 浪潮,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,这是去年以来最火热的创业赛道。如今她在家接一些NFT和web3的项目,收入反而比之前在互联网行业更高,尽管这个行业目前还存在着不少灰色地带,但是最起码能攒钱。

  Wendy则选择了和互联网薪资接近的金融行业,进入一家规模中等的券商,月薪相比腾讯稍有下降,但是算上年终奖反而有所上升,而且压力小了很多。

  “所有的行业和公司都有盈利和亏损,但是金融和银行基本都是盈利的,在大环境里属于兜底的角色,无非就是行情好坏赚多赚少罢了。”Wendy如此解读自己的职业选择。

  互联网的蛋糕已经难以做大,但是据多名采访对象表示,互联网的作用,在很多行业依旧很显著。

  之前在抖音做运营的王璇,原本觉得互联网行业早就没有多少深奥的东西,“行业已经进入饱和阶段”,但是今年1月从字节离职后,她接触了很多传统行业的老板,发现很多实体行业还处于线上化的初级阶段,对互联网人才的需求很大。

  最终王璇进了一家传统企业做数字化营销工作,这家公司之前的线上广告投放模式都很原始,费用效率也较低,而她此前在抖音积累了大量关于这方面的经验,此时正有用武之地。

  虽然离开了大厂,但是互联网带给大家的不仅是痛苦的记忆,这个行业赋予的能力依旧在发挥余热。“内卷其实也是一种能力,很多人即使在大厂什么成果都没卷出来,但是这种能从早干到晚的能力,出来就能赢了大部分人。”王璇告诉《财经天下》周刊。

  Alina在进入互联网之前,曾经有过六年的传统行业经验,但是在她看来,进入互联网的这五年时间,才是自己成长速度最快的时候。“同样是工作五年,我在互联网的五年成长速度可能是其他行业的2-3倍,尤其是在增长红利期,不管是对业务的思考、职级晋升还是管理能力,都是在迅速上升的。”

  选择离开这个行业之后,当这些“前互联网人”开始带着互联网的烙印重新向前奔跑,发现很事情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。用一句过时的话来说,“所有行业都值得用互联网再做一遍”。

  “互联网始终还是最前沿的行业之一,只要在这个行业就对你的能力有一个基础保证,但是一旦换了行业,你的能力是否还能增长,或者只能作为一个输出者的角色,这都是未知的。”Wendy对《财经天下》周刊表示。

  逃离互联网后,不同的采访对象选择不一,但有多名受访者表示,他们如今才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。

  加入现在的公司之后,Wendy终于开始拥有个人生活,她现在每天晚上七点左右就能下班,回家之后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安排。转行一百天后,她在自己的小红书写道:“晚饭后的晚风如此舒服,竟然如今才感受。”

  Alina从上家公司离职后,去南方玩了一圈,终于不用再操心工作,她现在生活的节奏就是度假、看书、运动,以及用“三分之一的时间带娃”。当初孩子出生的时候,Alina还在互联网公司大量加班,如今孩子正处于要上幼儿园的关键启蒙期,她不希望再因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而缺位。

  而刘一然自从开始做自己的项目以后,现在每天可以睡10个小时,精气神变好了很多,不用再忍受大量加班。因为现在是在家办公,刘一然还给自己配了人体工学椅和人体工学桌,办公质量也好了很多。“最重要的是,我现在可以自己选择每天干多少活儿,而且可以减少很多内耗,开会十分钟能解决的事,不会再延长到30分钟。”

  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,离开家乡前往一线城市,进入互联网大厂,已经不再是一个足够光鲜体面的选择,尤其是对于家境还不错的二三线城市人群来说,反而可能得不偿失。

  家在天津的维维,在北京漂泊了三年之后,终于在去年年底选择离开北京,也离开互联网。“我在北京如果能够过得很幸福,或者能够赚很多钱,那我可以留下,但事实却是每天加班,生活压抑,收入也不高。”

  维维简单计算了一下,就算自己在北京奋斗十年,可能生活水平还赶不上现在在天津的水平,而且依旧“买不起房”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牺牲掉的东西却是实实在在的,例如和家人的团聚、居住条件、通勤条件。

  “大厂之所以叫大厂是有原因的,现在普通人本科毕业去大厂当个运营,和几十年前中专毕业去化工厂当个工人,本质上是一样的,从社会横向去对比,甚至可能还不如当年化工厂的工人。”维维如此吐槽。

  在维维看来,大厂的本质,其实是将人过度的工具化了,而且这种工具化的特征非常细分,导致人的价值被极大限制。维维有一个做算法策略的同学,本科毕业于中科大,后来到哥伦比亚留学,“属于我们这些人里面最优秀的那一批,从小就拿各种物理竞赛数学竞赛一等奖”,但依旧被框在了岗位里。

  “这个同学是在一个很细分的岗位,即使是互联网大厂,也只有部分企业有这个岗位,最近他想要往数据分析方向靠,结果发现根本不行。”维维感慨。他觉得现在互联网这种细分化和螺丝钉化的岗位限制,其实是把人彻底“流水线化”了,甚至比工厂的流水线划分还要彻底和严苛。

  在维维看来,过去十几年,互联网的价值被神话了,如今正在经历一个祛魅的过程,如果把幸存者偏差、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,以及随着而来的压力、焦虑、对身体的消耗等因素都考虑进来,去大厂和回家考个公务员,最终实现的收益可能是差不多的,“在当前的行业形势下,可能还不如考公。”

  在大厂工作的时候,许多人一日三餐都在公司进行,把工作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打包给了公司,唯一拥有的个人时间可能就是周末——许多公司可能还是大小周。即使是周末,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,很多受访者表示,周末至少有一天只想睡觉,真正能有生活安排的其实只有一天。

  “在北京的时候生活里基本就只有工作,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围绕工作展开,把自己的价值观也朝着单一的方向带,快乐就屈指可数。”维维说。

  回到天津之后,维维基本上都是7点下班,和家里人吃饭,周末陪父亲去钓鱼,平时和同学可以随时约饭。“正好应了今年天津高考的题目,寻常烟火是美景,就是家人团座、灯火可亲的感觉。”美团开通全场景支付通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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